1983年6月18日　邓小平会见参加一九八三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指出：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知识问题。就整个国家建设来说，能源、交通运输是重点，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智力投资。他谈到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45年6月17日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担任主祭，并发表演说。演说指出：今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延安人民的代表联合在这里开一个追悼大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个战线上所牺牲的人。这些牺牲者，有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我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路线、纲领、政策。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奋斗的结果。中国有两大敌人、两座大山压迫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另一座大山就是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

1928年6月16日　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名义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江西省委转中央，初步回答了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理由和方针。信中指出：此间军事布置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一）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二）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三）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正随时解此难关。

1949年6月15日　毛泽东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开幕典礼上讲话。他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又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还指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44年6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社论指出：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这是什么理由呢？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国民党不然，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篇社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39年6月13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问题的结论。结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帮助、监督、批评国民党与蒋介石，使之能够从反汪精卫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还指出：去年三月会议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要加紧党内教育。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要加强群众运动。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总的结论就是这样：团结战胜一切。

1929年6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四月五日的来信等。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央二月致毛泽东、朱德的信提出让红军分散等意见是有些毛病。常委已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建议征调一部分军事人才派往红四军。周恩来还指出：目前农运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中国游击区域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

1945年6月11日　中共七大举行全体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致闭幕词。他指出：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寓言，鼓励全党坚持奋斗，带领中国人民挖山不止，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毛泽东的闭幕词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37年6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时指出：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

1941年6月9日　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报提出在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指出：日军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区。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打破日军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荫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总之，愈能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就愈能长久坚持。健强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这种三角地带其作用更为重大。若无此种地方武装单靠把主力分散去进行游击是困难的。

1941年6月8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写的代论《论敌寇两面政策》。文章指出：敌人对我除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我们的对策是针锋相对，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

1954年6月7日　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稿，提出技术改革的问题。他把“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改为“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修改稿认为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是实行社会革命；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强调最近几年之内必须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

1943年6月6日　关于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如能在今明两年真正做好整风和审查干部，就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

1944年6月5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的形势，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

1947年6月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共中央局、战略区领导人电。电报指出：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过去需要破坏的铁路，现在一般地已无此种需要，相反，如果现在还不停止破坏铁路，我们就将做出错误。因此，从现在起，除作战时因为战术上的某些需要，我军所到之处，对于铁路员工及铁路上的铁轨、枕木、路基、桥梁、涵洞、车站设备等项，一律加以保护，并劝告人民一律保护。此外，对于一切普通公私建筑物、道路、桥梁、矿山、工厂、机器、军用或民用物资，均照上项原则，除战术上必要者外，一律重申禁令，不得破坏，即使暂时可被敌利用，亦不要破坏。

1948年6月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等电。电报指出：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士榘、唐亮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轸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25年6月2日　周恩来向黄埔军校学生作题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讲演。讲演着重论述了军队的性质和组织，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

1943年6月1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着重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领导方法，指出：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决定还指出：在运用这些领导方法时要注意抓住中心工作，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这个决定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45年5月3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将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主要归纳为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1940年5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国共磨擦问题的报告。朱德指出：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毛泽东发言指出：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军官也是中间派。我们要大大组织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这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